▲刘日斌就这样背着药箱在山林间行走了18年。 　　荨不管山高路远，刘日斌没有推诿过一次出诊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王晟 摄

　　黄寮乡距离县城53公里，平日里车行不易，百姓出行基本靠走，生活清苦。于是，全乡1800多人中的大量青壮年，出于生存的需求，纷纷加入到外出务工队伍中，乡里只留下600多名老人、孩子和妇女。刘日斌没有走出山村，毅然留在这片土地上，恪守着悬壶济世的医者理念。

　　初见刘日斌，是在他工作与生活的黄寮乡村卫生院。在昏暗老屋的门台上，他一身粗布衣服配着一双老式解放鞋，黑红的面膛上挂着淳朴的笑，伸手握住他那宽厚而粗糙的手，感觉质朴而温暖。

　　1948年，刘日斌出生在文成县南田镇南田村的一个中医世家。7岁时母亲过世，他随四处游医的父亲来到西坑区岭后乡定居。其时，父亲在乡卫生院做医生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刘日斌的童年，是在哥哥的照顾和乡民的关爱下度过的。

　　在刘日斌的记忆里，作“赤脚医生”的父亲总爱把“不弃贫苦，为人民服务”挂在嘴边，常年在外奔波，为人看病不分早晚、不管贫富，在乡里享有极高的声望。为了贫苦的病人，父亲可以不辞辛劳翻山越岭，却不取一文诊费，甚至连药钱也自掏腰包。

　　然而，常为病人垫付药费却让清贫的家庭过得分外拮据。初二那年春天，父亲又因为给病人买药花光了工资，正赶上学校开学缴费，刘日斌和哥哥翻遍家里每一个角落也没能凑够学费，父亲只能出门借钱。

　　“刘医生的孩子没钱上学”，消息在乡里传开后，岭后的乡民们纷纷会集到刘家，你1角、我5分，为刘日斌凑齐了学费。“那年别人的学费就一张两元钱，我却是一把零钱，乡亲们的深情厚谊不敢忘。”刘日斌说。

　　刘日斌记得：小时跟随父亲上山出诊，总能见到地里的乡亲直起腰杆冲着父亲招呼；总会有守家的妇女在他的口袋里塞上一颗鸡蛋、一把豆子；谁家杀了鸡，漏不了他的一份鸡汤；谁家有个喜，总要为刘家也摆上碗筷。那时候乡民们唤刘日斌“刘医生家的小子”。这个称呼给了刘日斌许多喜悦，他开始翻读父亲的医书。

　　立志从医少年时

　　初入医道岭后乡

　　刘日斌22岁时，日益老迈的父亲因无法再在山间行走申请了退休，刘日斌便顶父亲的职，扛起了父亲留下的药箱，供职于岭后卫生院。此时，在中医上已小有所成的他，年轻肯干，再加上是“刘医生家的小子”，深得乡民信任。刘日斌乐在其中，觉得自己也是个像父亲一样的好中医了。但一次出诊，却改变了他的想法。

　　刘日斌从医半年后，一夜，10公里外的村子来人求救，家中有人高烧不退，快不行了。刘日斌背起药箱便与来人踏入夜色之中。两个小时后，刘日斌赶到时，病人39度的体温还有上升的趋势，需要尽快降温。起效慢的中药难解眼前之急，刘日斌当机立断，让病人服下了青霉素等西药。

　　半个小时过去了，病人的体温没有降低，呼吸却越来越沉重。将青霉素等药物通过生理盐水注射是最好的选择，可是刘日斌不会。山区的夜是寒冷的，刘日斌的汗水却湿透了衣服，他用针头在自己的手上扎了两下，找了找感觉，开始为病人扎针。一针、两针、三针……整整十三针，注射滴管里的水流还是没有动。背后有轻轻的叹息声，淳朴的乡民知道，“刘医生家的小子”已经尽力而不忍责备，可刘日斌自己的心里，却是针扎般地疼。他一边想尽办法为病人降温，一边让人去西坑卫生院请医生。当另一位医生赶到时，刘日斌已几乎虚脱了。

　　回到家中，刘日斌拿起针头便往自己身上扎，右手打左手，左手肿了再打右手……妻子心疼他，也把手臂伸到他跟前。靠着两人四只手的伤痕，刘日斌在一周之内较熟练地掌握了注射技巧。

　　“这事让我认识到中西医相辅的重要性。”为此，刘日斌开始大量借阅西医理论书籍。在劳累了一天之后，在山村沉睡之后，刘家二楼的卧室的那盏煤油灯总是在照亮漆黑的夜。

　　刘日斌继承了父亲的尽责，更承继了父亲的侠义。

　　在财政自理的乡村卫生院里，他没有通过提高药价赚过一分钱，却时常为贫苦病人垫上无法付清的药费。在他每月1200元的工资里，就有这样一项开支：垫付药费200元。他跟妻子已经两年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，那台老旧的14寸黑白电视机仍是他们休息时唯一的娱乐，而那200元却常常在超标。“我也想给卫生院换些设备，也想给自己买点衣服，但跟农民的苦比起来，这些都还可以再放放。”刘日斌说。

　　没有人比刘日斌更熟悉这些困居深山的农民了，一年之计，只在于春天采些小笋，秋日收点庄稼，手里的几个小钱是经不住生病的。所以只要是贫困家庭，刘日斌纵使爬山累得气喘如牛，也只会讨上一碗水，摆摆手把出诊费给免了。而村口患气管炎的五保老人徐佑光，刘日斌更是陪伴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两个春秋。那两年里，刘日斌每周一都会抽时间去给徐佑光检查身体、煎药做饭。“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光伯死的时候紧紧拉着我的手反复说，阿斌，你要是我儿子该多好。”

　　这样的医生谁不希望能成为自己的亲人呢。村民徐际玉的妻子长期性贫血，多得刘日斌照顾，总要在路过卫生院时，在门口摆上几棵当天挖来的白菜；刘莲仙常将从鸡窝里掏出还暖和的鸡蛋送到刘家；更多的乡民们则不言语，只将笋干、野菜强塞进刘日斌的口袋。他们说，只有刘大夫才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。

　　“我现在特别明白父亲当年的感觉，这深山才是我该在的地方。”说着，刘日斌抬起了头，有些迷茫地看着前方。“我也59了，会老的，只要我还能走得动，我就还会坚持，可是再以后呢？”

　　当刘日斌的医术日益精湛、他的医名渐为人知时，多家经济发达的乡镇卫生院向他发来了邀请。刘日斌却一一谢绝了。他离不开缺医少药的岭后乡，离不开待他如亲人的淳朴乡民。

　　但不久，他还是离开了。1989年，刘日斌转入更为偏远的黄寮乡卫生院。黄寮人迹稀少、交通滞后，1800余乡民分散在27平方公里的山地上，从乡卫生院出发，最远的村甚至要走上14公里，连药品也要到20公里外的南田采购担运。在这样一片崇山峻岭里，刘日斌开始了长达18年的行医生涯。

　　“有一次崴了脚，走得挺辛苦。”被问及行医中的磨难，刘日斌淡淡地说。那是1995年，出诊中刘日斌扭伤了右脚韧带，归来后脚踝肿得像个馒头，只能瘫坐在椅子上。这时，7.5公里外的上寮村传来消息，有病人高烧40度。刘日斌像个弹簧般蹦了起来，抓过拄棍，背起药箱，打着小手电便一瘸一拐地出门了。

　　夏夜山中带着些许凉意，可刘日斌大汗淋漓。向上攀爬的山路上，每一步都如同踩在细密的针板上，剧烈的疼痛几乎耗光了体力。而到下山时，刘日斌干脆放弃了行走，坐在台阶上一下一下地向下挪着。平日里1个半小时的路程，刘日斌走了3个多小时，当看到上寮灯火时，他眼前一黑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挣扎着看完病人，刘日斌也倒在了床上。

　　而往来奔波更是刘日斌的家常便饭：夜半向东出诊，西方又来告急，一夜之间匆忙赶路，待回家时已是露水满身。

　　在黄寮如蛛网密布的山路上，刘日斌日夜穿梭着。暴雨中，他捧着用尼龙纸包好的药箱前行，任由雨水将自己冲刷；大雪天，他走在过膝的积雪中，在一片银白中寻找方向；冰雹下，他把药箱放入怀中抱头蹲在树下，留得一身瘀青；狂风中，他压低着腰匍匐在山路上。18年来，刘日斌没有推诿过一次出诊，他日均行走15公里，在27平方公里的黄寮进行了8次“两万五千里长征”，而他脚上的解放鞋已经磨破了30双。刘日斌说：“我追随着父亲的背影在前行。”